湖南首个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基金成立
来源：湘声报
作者：王飞
发布时间：2012-9-28 21:06:50
为快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，3月26日，永兴县司法局设立了政府矛盾纠纷调解基金，这在全省首开先河。这个基金如何运作？这笔钱怎么来？怎么用？获得基金有何门槛？这种模式能否推广？
基金成立缘由
2011年12月13日，永兴县建筑工谢某在县城一楼盘工地施工时，被掉下的砖块砸伤身亡。第二天，谢某的弟弟带领几名家属到工地找开发商“讨说法”。据当时负责调解的永兴县司法局基层股工作人员李逢光介绍，就死亡赔偿事宜，双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。
“死者弟弟带着十多个乡亲来闹事，砸坏了开发商的东西，并扬言要打人。”李逢光说，司法局反复做工作，最后说通了双方，定下赔偿金额23.7万元。但是开发商东拼西凑了22万元，再拿不出更多的钱。
面对1.7万元的差额，任凭永兴县司法局怎样调解，双方始终都不愿让步。当时已临近年关，而谢某家属等人的情绪则逐渐变得不可控制。谢某的弟弟在公开场合多次放言，如果政府不尽快处理好这一事件，他将会组织更多的家属前往施工工地闹事，甚至去省里和北京上访。
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引发新的矛盾纠纷,永兴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使用调解基金，经过审查，最后采取以困难补助的办法从基金中提取1.7万元补偿死者亲属，促使双方于2012年1月20日达成协议，消除了纠纷隐患。
此前的2010年，永兴成立了由县政法委书记牵头的调解工作领导小组，各个县局一把手任小组成员，并且成立了办事机构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，县司法 局还专门安排一个副局长任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专员。永兴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陈永发介绍，“目前这个基金刚起步，没有形成具体的模式，但流程都已确定，调解过 程须形成案卷，当事人签订协议书，由调解中心审批。基金现有资金20来万元，其中县政府拨了10万元，国土局、卫生局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拿出6万元，社会 上捐赠一些，暂定最高赔偿为2万元。”
作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经费，用于纠纷双方当事人赔偿争议差距不大，一时难以达成协议，可能再次激化矛盾时，采取调节基金补偿的办法，可促成双方达成协 议。陈永发介绍，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调处案件中如需申请使用调解调节基金时，县司法局将组织县联合调解庭调解员、涉案乡镇首席人民调解员、涉案村(居)调 解主任组成调查组对该案件的申请事由、申请数额进行调查，形成调查报告，县司法局对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审核后拨付调解调节经费。
模式面临质疑
多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李逢光说，一些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，像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爆炸。近年来，永兴县因矿山开发、城镇开发、环境污染、山林确权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日趋增多，而且一些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。
“调解是双方妥协的艺术，但一提到钱，双方就都很难让步了。”李逢光表示，去年8月份，司法局向县政府递交报告，申请成立专项基金，用于在调解时，双方协调赔偿差额不大的情况下，拨付给当事人。
去年以来，永兴县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4312起，调处4312起，调处率达100%，调处成功4298起，调处成功率达99.7%。
“自成立调解基金以来，永兴县目前已成功化解谢某工伤死亡纠纷，另一笔工伤纠纷调解基金也正在申请中。”陈永发解释，这笔钱将主要用来解决群体性纠纷，上访困难户和死亡赔偿纠纷等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等事件，实在没办法进行调解了，才会动用调解基金。
对于这样一笔基金，郴州市司法局基层科彭春华认为值得，“调解基金的设立有助于社会稳定，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。”彭春华告诉记者，永兴县情况比较复杂，民风较彪悍，当地几个大的乡镇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，这样一个调解基金的设立更有利于司法调解。
对于这项主要由政府财政支出，旨在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的调解基金，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则提出了质疑。
在他看来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，其行为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。如果县财政拨款，为调解当事人买单，其实是“花钱买和谐”，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 办法，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畴，即是“管了不该管的事”，因为看上去矛盾是解决了，但长远来看，或将造成更大的矛盾。“其它人看到政府赔了钱他也非赔不可， 这将加重政府工作负担。”
欧爱民指出，政府不是事故责任主体，也没有义务为当事人买单；而应推动法制建设，引导调解双方通过法律的途径，解决矛盾。
这种政府出钱设立社会矛盾调解基金的做法虽然在我省尚属首创，在国内却早有地方先后试水。
2008年，四川省兴文县就率先建立信访维稳基金，每年专门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100万元专项资金，用于化解大调解中家庭经济困难，“于法无据，于情有理”的成年积案。
继兴文县之后，浙江省富阳市常安镇也于2010年5月设立了浙江省首个民间维稳基金，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与社会捐赠两个渠道。
常安镇党委书记许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日常大量的矛盾纠纷调处中，最后当事人总会归结到对经济利益的期待，而当事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往往为了一两万元互不退让，形成僵局。这个时候基金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起到了杠杆的作用，及时平衡利益诉求。
调解基金的“杠杆”作用，本报常年法律顾问、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潘传平律师并不看好。
面对近年来随着“维稳基金”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，“花钱买平安”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，就是所谓“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。”潘传平指 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，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，往往忽视、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。
“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：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，就得制造点"威胁稳定的事端"；如果你连"稳定"都不会威胁，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 决”。潘传平认为，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、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大闹大解决，小闹小解决，不闹不解决”，导致社会矛盾 越加激烈，在一定程度上还易造成社会风气败坏。
期待制度规范
2010年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表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》报告指出，当前各地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误区，表现之一就是 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，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，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，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。
潘传平认为，像这种调解基金维稳模式就属于误区，不仅增加成本，而且破坏社会是非、公正等价值理念，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，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，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。
“政府目前应把着力点放在职能转变上。”潘传平建议建立有限政府，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。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者的角色，政府应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，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。
“在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局面下，政府应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渠道。”潘传平说，面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纠纷，政府应充分借助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力量，依靠一些最具中立性的机构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。政府应该多做服务，少包揽事务。
基金成立缘由
2011年12月13日，永兴县建筑工谢某在县城一楼盘工地施工时，被掉下的砖块砸伤身亡。第二天，谢某的弟弟带领几名家属到工地找开发商“讨说法”。据当时负责调解的永兴县司法局基层股工作人员李逢光介绍，就死亡赔偿事宜，双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。
“死者弟弟带着十多个乡亲来闹事，砸坏了开发商的东西，并扬言要打人。”李逢光说，司法局反复做工作，最后说通了双方，定下赔偿金额23.7万元。但是开发商东拼西凑了22万元，再拿不出更多的钱。
面对1.7万元的差额，任凭永兴县司法局怎样调解，双方始终都不愿让步。当时已临近年关，而谢某家属等人的情绪则逐渐变得不可控制。谢某的弟弟在公开场合多次放言，如果政府不尽快处理好这一事件，他将会组织更多的家属前往施工工地闹事，甚至去省里和北京上访。
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引发新的矛盾纠纷,永兴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申请使用调解基金，经过审查，最后采取以困难补助的办法从基金中提取1.7万元补偿死者亲属，促使双方于2012年1月20日达成协议，消除了纠纷隐患。
此前的2010年，永兴成立了由县政法委书记牵头的调解工作领导小组，各个县局一把手任小组成员，并且成立了办事机构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，县司法 局还专门安排一个副局长任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专员。永兴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陈永发介绍，“目前这个基金刚起步，没有形成具体的模式，但流程都已确定，调解过 程须形成案卷，当事人签订协议书，由调解中心审批。基金现有资金20来万元，其中县政府拨了10万元，国土局、卫生局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拿出6万元，社会 上捐赠一些，暂定最高赔偿为2万元。”
作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经费，用于纠纷双方当事人赔偿争议差距不大，一时难以达成协议，可能再次激化矛盾时，采取调节基金补偿的办法，可促成双方达成协 议。陈永发介绍，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调处案件中如需申请使用调解调节基金时，县司法局将组织县联合调解庭调解员、涉案乡镇首席人民调解员、涉案村(居)调 解主任组成调查组对该案件的申请事由、申请数额进行调查，形成调查报告，县司法局对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审核后拨付调解调节经费。
模式面临质疑
多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李逢光说，一些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，像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爆炸。近年来，永兴县因矿山开发、城镇开发、环境污染、山林确权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日趋增多，而且一些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。
“调解是双方妥协的艺术，但一提到钱，双方就都很难让步了。”李逢光表示，去年8月份，司法局向县政府递交报告，申请成立专项基金，用于在调解时，双方协调赔偿差额不大的情况下，拨付给当事人。
去年以来，永兴县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4312起，调处4312起，调处率达100%，调处成功4298起，调处成功率达99.7%。
“自成立调解基金以来，永兴县目前已成功化解谢某工伤死亡纠纷，另一笔工伤纠纷调解基金也正在申请中。”陈永发解释，这笔钱将主要用来解决群体性纠纷，上访困难户和死亡赔偿纠纷等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等事件，实在没办法进行调解了，才会动用调解基金。
对于这样一笔基金，郴州市司法局基层科彭春华认为值得，“调解基金的设立有助于社会稳定，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。”彭春华告诉记者，永兴县情况比较复杂，民风较彪悍，当地几个大的乡镇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，这样一个调解基金的设立更有利于司法调解。
对于这项主要由政府财政支出，旨在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的调解基金，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则提出了质疑。
在他看来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，其行为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。如果县财政拨款，为调解当事人买单，其实是“花钱买和谐”，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 办法，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畴，即是“管了不该管的事”，因为看上去矛盾是解决了，但长远来看，或将造成更大的矛盾。“其它人看到政府赔了钱他也非赔不可， 这将加重政府工作负担。”
欧爱民指出，政府不是事故责任主体，也没有义务为当事人买单；而应推动法制建设，引导调解双方通过法律的途径，解决矛盾。
这种政府出钱设立社会矛盾调解基金的做法虽然在我省尚属首创，在国内却早有地方先后试水。
2008年，四川省兴文县就率先建立信访维稳基金，每年专门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100万元专项资金，用于化解大调解中家庭经济困难，“于法无据，于情有理”的成年积案。
继兴文县之后，浙江省富阳市常安镇也于2010年5月设立了浙江省首个民间维稳基金，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与社会捐赠两个渠道。
常安镇党委书记许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日常大量的矛盾纠纷调处中，最后当事人总会归结到对经济利益的期待，而当事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往往为了一两万元互不退让，形成僵局。这个时候基金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起到了杠杆的作用，及时平衡利益诉求。
调解基金的“杠杆”作用，本报常年法律顾问、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潘传平律师并不看好。
面对近年来随着“维稳基金”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，“花钱买平安”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，就是所谓“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。”潘传平指 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，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，往往忽视、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。
“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：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，就得制造点"威胁稳定的事端"；如果你连"稳定"都不会威胁，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 决”。潘传平认为，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、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大闹大解决，小闹小解决，不闹不解决”，导致社会矛盾 越加激烈，在一定程度上还易造成社会风气败坏。
期待制度规范
2010年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表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》报告指出，当前各地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误区，表现之一就是 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，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，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，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。
潘传平认为，像这种调解基金维稳模式就属于误区，不仅增加成本，而且破坏社会是非、公正等价值理念，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，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，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。
“政府目前应把着力点放在职能转变上。”潘传平建议建立有限政府，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。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者的角色，政府应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，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。
“在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局面下，政府应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渠道。”潘传平说，面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纠纷，政府应充分借助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力量，依靠一些最具中立性的机构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。政府应该多做服务，少包揽事务。